原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卸任后，老百姓很少看到有关他的新闻报道和图片。然而，最近一段时间，吴官正却成为舆论聚焦的热点，他卸任后所著的《闲来笔潭》一周之内即发行30万册，登上各大图书排行榜的榜首，成为一部广受欢迎的领导人退休后的心灵随感录。
卸任那天，吴官正在最后一次中纪委常委会上对大家说，我退下来以后，拥护党中央，支持中纪委，安度晚年，保持晚节。然后马上说：“散会！”“我当年离开武汉、江西、山东的时候，也只讲了很短的几句话。”吴官正在书中披露了他卸任时的最后一个场景。
武汉市政协原主席叶金生还记得他的老市长，“那时(80年代中期)，他上班经常走路过去，骑自行车，他的自行车也不正常，自行车该响的地方不响，不该响的地方响，车子很破旧。”为了解决武汉的乘车难问题，堂堂市长自己去乘公共汽车，发现问题，提出解决乘车难的措施。
“武汉当时有很多人觉得他不像一个市长，穿着一个军大衣、解放鞋，接触群众比较多，深切感受到实际当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觉得自己的责任非常重大。”叶金生说。
“他是非分明，敢抓敢管，见不得谁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
5月18日，济南新华书店，很多人在买《闲来笔潭》。
一位买书的大学生说：“感觉作者与我进行平等的思想感情交流。”
还有一位老同志，一边翻阅书一边说：“中国人更重视史的价值，这本书是一部心灵随感，它叙述了作者个人的成长史，从某个侧面折射出国家的变迁史。”
此时，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郭建磊也在书店买书，他说：“这两位读者也道出了我的心声，这里面有8篇吴官正在山东当书记的回忆，我也参与了这8篇文章里面的时间、数据、内容的核对。”
吴官正在山东任省委书记时，郭建磊的身份是秘书。在他眼中，吴官正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求真务实。“吴书记想问题办事情，坚持从实际出发。他说，违背常识、违背常理、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情，可能存在于一时，但终究不会长久。”
吴官正经常说，老百姓讲实际，如果当干部吹虚名，老百姓肯定会骂你。所以，吴书记对虚报浮夸、歪曲数字非常反感，特别强调统计数据要拧干水分，否则就失去了统计的意义。吴书记在山东的时候，解决了很多关系山东发展、关系民生的大事难事，向中央请求支持。有的领导说：“人家都吹山东，你说我们这么多困难，不好，要讲点面子。”吴书记说：“里子都没有了，还要什么面子！”
吴书记喜怒于色，他在山东时，曾经为几件事发了脾气：滨州造假酒，当时有个假酒一条街很出名，茅台、五粮液都有，确实伤害消费者利益，他知道后，拍了桌子，责令组织严查。还有一个单位，有一个留党察看的党员，领导却批准他出国了。吴书记把这个领导叫来问，“为什么让留党察看的人出国？”那个领导支吾了半天，没说出理由。吴书记说：“留党察看就是由党察看，他出国了谁去查看？你去查看？”
还有一次，早上6点他去上班，见到一个县的百姓开十几辆农用车上访，堵住了省委大门。吴官正让秘书打电话找该县县委书记，书记的家属说太早了，还在休息，过一会儿再打吧。吴书记一听就火了，夺过电话说：“你马上给他叫起来，群众起多早你知道吗？100多公里开农用三轮车都到省里了！”由此，郭建磊感慨地说：“他是非分明，所以他敢抓敢管一些事情，见不得谁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
吴官正不止一次这样说：“谁得罪了群众，谁就得罪了共产党，得罪了政府，我们就要坚决查处他。”
真心话有力量，容易被人记住
郭建磊清楚地记得，在山东任职期间，吴官正曾经要求《大众日报》和省里的电视台，报道他的讲话时，不要用发表“重要讲话”这样的字眼。他说：“我天天讲话，哪有那么多重要的？讲话就是讲话。”此外，吴官正还反感在讲话中穿鞋戴帽、空话套话连篇。有时候，他会自己起草讲话稿，然后交给秘书打印。
江西省原副省长熊盛文也曾经在吴官正身边工作过，他记得，2007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吴官正与全国人大江西代表团见面，他即席讲了半个多小时，历数江西的优良传统，提到45位历史人物，引用了14句名人名言，未带片纸，娓娓道来，其知识之渊博，从中可见一斑。
2006年，吴官正考察天津期间，曾经对随行人员说过他对改文风的观点。他说：“开会许多发言都是套话多，还有些是空话、大话、假话，真正有用的话不多。过去人们经常讲‘开口三七开，闭口紧跟走’，成了套路。现在不少讲话一般都要讲意义、讲经验、讲指导思想，这都是‘秀才’们编的，抄来抄去。”在吴官正看来，网上有些话就非常精彩，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为什么能写得这么好？主要是有真情实感。真心话有力量，容易被人记住。
吴官正离开武汉时，他讲了两分钟；离开江西时，讲了约700个字。他感慨：“有权有势的时候，别人也会为你的讲话鼓掌，有真心的，也有不真心的。有些话他们听了，表面上吹捧一番，实际上是讥讽。一定要脑子清楚。”
在熊盛文的工作经历中，起草吴官正的讲话稿，既是最难的，也是最易的。说最难，因为吴官正对稿子要求很高，非常认真，达不到要求，绝不通过。说最易，因为他对自己的讲话，早有思考，胸有成竹，起草的同志只不过在文字上帮助顺一顺。
熊盛文记得，每次起草文稿，吴官正总要把秘书们找去，交代三个问题：一是讲话的大体布局，也就是文章结构和重点。二是文章的重要观点。对重要观点他会讲得比较详细，表达得非常清晰，这是他讲话稿的核心，是他自己非常想讲、必须要讲的话，这些话不原汁原味地用上去，肯定通不过。三是莫搞“汤汤水水”。吴官正喜欢讲短话，喜欢简洁明了，不穿鞋戴帽，不讲空洞的道理，重在讲观点、提要求，重在干什么、怎么干。他不仅在起草文稿时要交代这一点，初稿给他时，也要问有没有“汤汤水水”，初步定稿后，还要交代把可有可无的话删去。在江西工作期间，重要会议上的讲话，他要求控制在20页之内，不超过1万字，能够短一点，就更高兴。
“对不起，没为你们做任何事，请谅解。”
今天早晨，我在院外遇到我的一个外甥，就问：“你不打招呼就来了？”他说：“来看看母舅。”我说：“你有事吧？”他没吭声，陪我散了一圈步后，说：“给你说一分钟话，希望帮我调到政府工作。”我说：“不可能，我在位时没给亲属办过事，没用手中权力为亲戚谋私，退下后也不能利用影响为亲戚办事，否则害了你们。你们对一些领导干部关亲顾友有意见，又找我这样干，这对吗？” ——这是吴官正《闲来笔潭》里的一篇文章《路靠自己走》中的一段话。
这样“无情”的场景在吴官正的生活中时有发生。
吴官正的夫人张锦裳在《相伴五十年》中写到，吴官正任武汉市长的时候，有个叔叔来找他。1959年吴官正上清华时，苦于无路费，这位叔叔给了他18元。“那一次，他的叔叔来武汉找他给儿子安排工作。因为上清华时这个叔叔给过他钱，官正一直十分感激，但是吴官正还是讲：‘我做不到。’叔叔伤心地哭了。叔叔的儿子后来留在武汉做临时工，一直没有找到正式工作。”
1997年春，吴官正在北京开完两会，刚回到江西3天，中组部就打来电话，中央要调他到山东任职。他请了5天假，带着全家到乌泥、余干、鄱阳去告别。他对亲属说：“对不起，没为你们做任何事，请谅解。”他和夫人给部分亲属送了些钱和礼物。3天后，就匆匆赶到山东上任去了。
在《正道直行》一文中，吴官正说：“少数领导干部的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领导的职务和影响，呼风唤雨，翻云覆雨，谋取非法利益和不正当利益，甚至无恶不作，给国家带来重大损失，给党造成极坏影响，实在令人担忧、吃惊。”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原主任王桂增也是吴官正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当回忆起吴官正这位老同学时，他眼睛里闪烁着泪水。
在大学期间，吴官正穿着非常简单，很少看到他有新衣服。“由于生活条件比较差，在冬天劳动时，在破旧的棉袄外扎一根草绳子，这样可以稍微暖和一点。”
吴官正工作之后，媒体曾经报道过，他希望家人和同学都不要以他的名义办事，王桂增和同学们都看到了。当时，他们班有个同学所在的单位需要钢材，当时吴官正在武汉工作，他想找吴官正借钢材，他知道吴官正有这个原则以后，就放弃了。“吴官正同学非常坚持原则，但他又是非常有情义的人，不管在地方还是在中央，他在地方工作时到北京来，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去看望自己的老师。到北京以后，我们同学有机会聚会，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参加。他会自己掏腰包请我们吃饭，有时候还给同学送礼物，反过来同学给他送什么东西，他都婉拒了。”
郭建磊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2000年山东省委通过公开考试拟选拔44名副厅级干部，他参加了考试，笔试考过了，但面试差了0.2分。“吴书记问我：‘怎么办？你以后再努力努力吧。’他就是公平公正，一切就是从原则出发。”郭建磊说。
(原标题：是非分明的心灵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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