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党喘着粗气，把六七箱草莓搬下车。那双黑乎乎、裂着口的粗壮大手捏起一颗，递给《中国周刊》记者：“尝尝，无化肥无农药。”这些草莓，意味着儿子张图去美国读大学的学费。
一想到儿子的未来，这个身材略胖、头发乱糟糟的中年男人，便忍不住翘起嘴角。
因为户籍限制，张图无法在京高考。无奈之下，他将孩子送进国际班，准备出国留学。随后，具有美国国籍的前妻提供援助，儿子很快能以美国公民身份，参加“美国高考”。
更奇妙的是，只要变成美国人，孩子又能在北京高考了——根据教育部政策，外国侨民享有直接参加北京高考的资格。
这出逆袭的喜剧，充满了黑色与荒诞。
京城求学记
儿子优异的成绩，曾是张建党坚持留在北京的原因。
张图今年高二，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简称实验中学)——一所北京市重点高中。他的成绩稳定在全校前30名左右，一度排到了西城区前50名。
“每年，实验中学能有七八十人考上清华北大，这还是往保守了说。”张建党自信，“凭孩子的水平，能稳进清华。”
可孩子不是北京户口，别说清华，连高考的资格都没有。
1995年，张建党的妻子从中国科技大学硕士毕业，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博士，夫妻俩从安徽老家来到北京。第二年，儿子出生。1998年，妻子拿到全奖赴美留学，三年之后提出离婚。一番争夺后，张建党获得孩子的抚养权。此时，他在北京开了家铁艺厂，把父母接过来带年幼的张图。
对于这位单身父亲来说，儿子就是一切，他希望孩子能在北京幸福地成长。
最初一家人居住在昌平霍营的村子里。经济条件一好转，他马上把孩子送到教学质量优越的亚运村中心幼儿园。幼升小的时候，张建党交了三万多的“捐资助学费”，把儿子送进了当地条件最好的小学。
“为此，学校还写了封表扬信，赞扬我的高尚行为。”他笑着回忆道，“北京的家长都不用花这笔钱。说白了，就是借读费。”
那时，户籍并不算是个大问题，“无非就是多花点钱”，他负担得起。
这样的心态，一直延续到孩子小学毕业。
三年级时，为能在小升初的竞争中抢占先机，张建党和所有望子成龙的家长一样，提前给孩子报了个“占坑班”(某些重点中学自办或合办的小学生学科培训班，意在选拔优秀生源升入本校初中)。他希望儿子能升入重点中学——北京八中。
张图也争气，一个课外班都没报，几年下来成绩拔尖儿，顺利通过八中的入学测验。面试时候，负责招生的老师对这个安静专注的男孩很满意，录取似乎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儿。
但一听说“户口不在北京”，对方脸色一沉，语气立马就变了：“那你就别想了！”
张建党也急了：“我们可以多交点钱。”
对方一摆手：“不是钱的问题。你这属于没有学籍，将来升入高中部，也没法高考。”校方不愿意惹这个麻烦。
老张第一次体会到了户籍的厉害。
本以为进八中是妥妥儿的，其他学校根本没考虑。眼看招生截止，他抓着孩子的简历和市级三好学生证书，四处乱投。
最后，赶上了北京市十三中分校最后一拨考试。因为考试几乎满分，张图被录取到实验班。“他们只有初中部，没有高考率的压力，中考能考高分就行。”老张解释道。
他告诉儿子：“没有户口，差点上不了好学校。以后，你得做好心理准备。”儿子咬了咬嘴唇，没吱声。
中考那年，因为张建党再婚的妻子是京籍，属于9类非本市户口可报考情形中的一项，张图可以在北京借考。为办借考手续，老张先是拿到妻子户籍所在地居委会的证明，但因为级别不够，又去上级镇政府盖章。见对方还不太配合，他拿着教育部的文件磨唧半天才算了事。后来他得知，这个外来人口众多的镇，只有不到二十人拿到借考资格。
最终，孩子以2分优势，惊险地考进实验中学。他每天5点钟起，花一个半小时自己从昌平坐车到西单，晚上8点多钟回家，常常夜里两点还写不完作业。
后来，老张在西单的小旅馆里租了个地下室，供孩子一个人住，700块钱一个月。周围的邻居，以打工者居多，没有浴室，只有一个公共厕所。屋子不到8平米，得侧着身子走动。
他也心疼孩子受苦。好在有个老乡，孩子也在实验中学读初中，租了个5000多的三居室，没事儿就让张图过去吃个饭洗个澡。
张建党一声苦笑：“老乡在发改委工作，孩子是共建生，早就给解决了北京户口。”
煎熬
艰难求学的过程中，父子俩受尽煎熬。
高一开学没多久，张图就在期中考试中拿了个年级第六。听说张图租住在地下室，同学们都很敬佩他。老张说：“儿子有天分，而且，他知道自己是外地人，心里有动力。”
从幼儿园到小学，张图都过着寄宿生活，早就习惯离开家的日子。
这位性格内向的男孩，皮肤黝黑，嘴边两抹淡淡的胡须，说话细声细语，总是慢悠悠的。他个头已经蹿到1米77，体重还不到100斤，似乎一阵风就能吹倒。看书时，他总是伸着脖子贴着脸，眼睛眯成一条缝。
能拿到现在的学习成绩，也并非一帆风顺。五年前，他还得过一场“怪病”。
那时候，住校的张图在课间甚至课堂上，总是动不动就晕倒。但每次张建党心急火燎地赶过去，孩子一靠在自己身上，马上就恢复正常。
医生也没检查出什么病症，最后只是建议孩子要“多和家人在一起”。为此，张图六年级时走读了一年，才算好转。
升入初中，情况越发严重。有时候站着站着，突然就晕倒。一到上课，张图便觉得浑身不舒服，趴在桌子上睡觉，作业也不交，但一回家，他却跟个没事儿人似的。这些状况，他一直没告诉张建党。
期中考试的时候，他考了年级250多名，在初中尖子生的试验班里，这是倒数成绩。他一直瞒着家里，直到老师给张建党打了电话。
“这种表现，是典型的‘癔症(分离转换性障碍)’——由于生活事件、内心冲突、自我暗示等，引起的精神障碍。”焦急的老张查阅过不少医学资料，“起因不太确定，孩子支支吾吾告诉我，班上有个男生曾说过一句，他学习不好。”
那时候，一走进学校，这个内心敏感的男孩总会被诱发症状。“说不清楚，就是不想离开家去学校学习。”张图回忆道。
但儿子的“怪病”，很快就被老张治好了，方法有点简单粗暴。
“儿子，现在你分数这么低，我太失望了。接受现实吧——没有进步，咱们就直接退学。”从小到大，张图从没听过这样的狠话。
在父亲的要求下，他马上给班主任写了检讨承认错误。
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背英语，父亲让儿子坐在腿上，看着他背。新概念英语3，一共50多篇长课文，几个月生生全背下来了。
张图默默接受了这一切，拼命追赶，能力被“压迫到了极限”。第二次考试，他就考入年级前三十。后来的统考，又拿到年级第四，西城区排名第36。
高一的时候，因为化学成绩次次拿年级第一，张图一度成为竞赛班9班同学的“眼中钉”——作为代表学校参加全市竞赛的理科尖子班，化学第一的宝座竟拱手让给了别人。张图所在的6班班主任，每次开年级会都以此自豪。后来张图享有一项特权，可以去全封闭教学的9班旁听。在这里他交了几个好友，没事就一块下围棋，打打乒乓球。
可是，这个试图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家庭，最终还是败给了户籍。 看着儿子的成绩单，张建党越来越发愁：北京的异地高考政策喊了多年， 却一直没动静。回老家，安徽已经一个亲戚都没有，北京的生意自己脱不开身，万一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张图不适应环境，再出状况怎么办？等政策，如果高三那年还不放开，孩子的前途就耽误了。
血淋淋的教训提醒老张，出国要趁早准备。身边就有不少朋友，在孩子高三那年没等到政策，被形势逼着将孩子送到了国外，读了个社区大学。
可这个父亲舍不得儿子离开，“孩子有上清华的水平，出国也没多大意义啊。”
惋惜、无奈、绝望以及愤怒，张建党只觉得五味杂陈。
别了，高考
一条新闻曾让老张感觉到一丝希望。
2010年4月份，在一群非京籍家长推动下，北京市教委发布消息，未来3至5年内，外来人口参加本市小升初将享受“同城待遇”，不再受户籍限制。
刚从小升初的磨难中走出来，他深知不易，也加入到这个自发的组织里。
在上街征集签名的过程中，老张特地叫上了儿子：“一是让他通过实践了解社会，二是让他明白，权利需要自己去争取。”张建党现在还留着那张照片：当时才初二的张图面对过往的路人，手里拿着签名单，呆呆地站在路边，一脸怯生生的表情。
后来，老张带着儿子参加了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讲述自己的遭遇。当被问到“如果短期内不能实现异地高考”时的打算，张图一脸茫然：“我也不知道。”这期节目被异地高考的反对者们截屏，发到了微博和论坛上，并有人宣称要“人肉出这个小崽子”、“好好修理修理他”。
这让张图感到很害怕。
高一时的一天，老张打算去教育部反映诉求，张图却不希望他再去，担心遇到危险。父子俩好一阵争吵，情急之下的张图冲着父亲喊道：“因为你，我已经失去了一次母亲，我不想再第二次失去家！”
听了这话，张建党沉默不语，难过了好久。
2012年底，北京市出台政策，未来3年将实施过渡政策，满足条件的随迁子女，可以在京参加中职、高职学校的考试。
之前，老张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把儿子转到学校的国际班。那里的学生，要么家里早就做好了出国的准备，要么担心学习成绩上不了国内的一流大学，打算到国外镀金。张图是个例外，张建党咬了咬牙：“我们不想走，却生生被逼了出去。”
转班那天晚上，张建党发布了一条微博：“儿子最终还是去了国际班。心里满是不舍与遗憾。从此和中国高考告别了。9班的同学们，以后你们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也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再见，中国高考制度。”
逆袭
此前的努力化为泡影，一切又都重新开始。
张图的英语不是强项，为提升托福成绩，报了几个培训班。再加上报考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俗称“美国高考”，是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名校学习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的费用和差旅费，短短几个月已经花费了4万多块。
但这些还都算小钱。老张咨询过，一个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上一所普通大学的费用，至少也得七八十万。
说到这里，张建党又挠了挠本已乱糟糟的头发。
老张还有一套老房子，妻子不同意卖掉。再婚时，妻子有个大女儿，婚后两人又生了小女儿。供养三个孩子，还得应付日常花销，房子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
两年前，他转行开了家草莓采摘园，生意刚刚开始有起色。除了周末接待观光客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要靠分布在北京的五六家草莓摊点儿。
“20块钱一盒，按利润1000元一天算，一个月3万，一年15万——草莓一年只有五个月能卖。加上手头的积蓄，差不多能凑一年20万的学费。”他算起账。
因为草莓的周期性，租不到摊位，他只得流动摆摊，时刻要提防城管抄摊儿——孩子的学费全指望这些草莓了。
张图也有着自己的烦恼。课程变了，不要求深度而是广度，他的特长没了用武之地，而班上的女生，英语成绩几乎都比他好。
2013年初，这对焦虑的父子迎来一个好消息。
得知孩子的处境，张建党的前妻从美国打来电话。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孩子一个身份。”她告诉老张。前妻早已获得美国国籍，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的研究所供职，再婚并育有两个孩子。她希望通过自己的身份，帮儿子拿下美国绿卡。
3月底，她打电话告诉张建党：“因为张图已经年满16岁，移民局很可能直接给他美国公民身份(美国国籍)，而不是绿卡了。”
绿卡只相当于美国的“永久居住证”。而美国公民身份，则可以享有如医疗、选举权等一切美国公民待遇，并可以为直系亲属和配偶申请移民。
根据美国法律，父亲或母亲一方拥有美国国籍，并在美国本土居留五年以上，其16岁至18岁之间的子女，必须独立申请入籍。
这意味着，张图得自己做出选择。
其实，没什么选择的。张建党建议儿子加入美国国籍，孩子接受了父亲的建议。
没过多久，各项手续已基本就绪。快的话，2013年8月份，张图就能获得身份。因为前妻也只能提供每年1万美元左右的学费，老张的经济压力并没有减小。唯一可能的好处是，如果在妻子所在的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就读，学费会因本州子女而减半。
张图想申请一个好点的学校，比如加州伯克利分校、哈佛或斯坦福大学。这些学校学费高昂，张建党希望他能拿到半奖(减免部分学费)，而他自己打算拿到全奖(包含学费和生活费)，减轻家里的负担。
想到很快要到美国和自己的妈妈生活，17岁的他心情很复杂。
打记事儿起，奶奶一直向他灌输“你妈妈是坏人”的思想。年幼时，母亲回国探亲，想带他一块到安徽老家呆两天，张建党也希望母子俩能独处，张图哭闹着反对，甚至以脑袋撞墙的方式威胁。但别人逗他，让他说“我妈是坏蛋”的时候，他却死活都不开口。
他现在还记得母亲那时候的模样，比自己刚出生时的合照，皱纹多了，眼袋更明显了。
而美国在他印象里，是个汇聚了科技界高精尖人才、比较开放、具有包容性的移民国家。当然，也存在种族歧视问题。
现在他还知道，美国公民只要纳税到一定年限，便可自动享受迁徙地的社会福利待遇。被称作“美国高考”的SAT，每年可以考七次，考试内容全国统一，可在任意一个州参加考试。
在那里，不存在因为户籍产生的异地高考问题。
就在张建党父子选定了前途后，他们突然发现，张图可以在北京高考了。
为儿子办理出国手续时，张建党查阅了《教育部关于规范我国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有关工作的通知》。文件中规定，“在中国定居的外国侨民”，可持《外侨居留证》直接报名参加中国高考。老张咨询了一下，这样的考生还可以享受10分的优惠政策。
张建党算了算：“孩子一放暑假就去美国，差不多两个月内能办下美国护照，再回来办个外侨居留证，刚好赶得上北京2014年高考报名。”
尽管已决定出国，张建党还是建议儿子，“一定要在北京高考一次”。
理由很简单——没参加过中国高考，就不算真正了解中国社会。2013年05月22日22:11 中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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